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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项目中政府参股、信任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作者:biyeessay    发布于:2020-06-12 09:39:33    文字:【】【】【
摘要:在我国,政府参股在PPP项目中普遍存在,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不单纯是“合作”关系,而是“合资+合作”的双重关系,这改变了合作双方在项目中的角色定位,进而影响合作双方的行为以及项目绩效。本文研究发现:政府参股与项目绩效之间成左高右低的倒U型关系,当政府参股比例为20%-29%时,项目绩效最优。政府适度参股能够驱动合作双方信任的建立,对项目绩效提高具有积极作用。而参股过多会使合作双方之间信任程度降低进而降低项目绩效。因此,信任在政府参股与项目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政府应有效利用参股对项目绩效的积极作用,引导项目规范实施,促进项目可持续发展。
摘 要:在我国,政府参股在PPP项目中普遍存在,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不单纯是“合作”关系,而是“合资+合作”的双重关系,这改变了合作双方在项目中的角色定位,进而影响合作双方的行为以及项目绩效。本文研究发现:政府参股与项目绩效之间成左高右低的倒U型关系,当政府参股比例为20%-29%时,项目绩效最优。政府适度参股能够驱动合作双方信任的建立,对项目绩效提高具有积极作用。而参股过多会使合作双方之间信任程度降低进而降低项目绩效。因此,信任在政府参股与项目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政府应有效利用参股对项目绩效的积极作用,引导项目规范实施,促进项目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PPP项目; 政府参股; 信任; 项目绩效
中图分类号:F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Government Shareholding , 
Trust and Performance in PPP Projects
Hu Zhen  Wang Lu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5)
Abstract:In China, government shareholdings are common in PPP proj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s not simply a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ut a “joint venture +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which changes the role of the two partners in the project, and then Affect the behavior of both partners and project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hareholding and project performanc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p of left high and low right . When the government shareholding rate is 20%-29%, the project performance is optimal. The moderate participation of the government can drive the establishment of trust between the partners an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ject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Excessive participation will reduce the level of trust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and reduce project performance. Therefore, trust has a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and project performance. The government should effectively us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quity participation on project performance, gui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 norm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
Key Words:PPP project; government shareholding; trust; project performance
1.引 言
我国2003年开始建设的“鸟巢”项目总投资中,中信联合体出资42%,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代表市政府出资58%,这是我国第一次在PPP项目中引入政府的股权投资,即由政府指定一个政府方出资代表以股权方式参与到项目中。从2014年开始的新一轮PPP浪潮中,政府参股PPP项目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根据明树数据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在所有已经成立的 PPP 项目公司中,政府直接或间接参股的共有2504个,占比为72%,大多落地项目均有政府参股,但政府参股比例较少,大多数占比为1%,5%或10%。
在国际上,公私双方以股份方式“合资”建设、运营公共项目是有先例的,日本的第三机构即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出资设立并参与公共项目建设。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第三机构逐渐成为日本公共项目
的主要力量。根据日本PFI年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日本第三机构总共为7503个,投资涉及环境卫生、文化教育、城市开发、道路交通等诸多领域,其中2291个项目存在赤字,赤字额合计668亿日元。由于“合资”导致公私双方合作关系模糊,导致联合管理效率低下、经盈亏损等情况经常发生[1]。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第三机构开始陷入财务困境,甚至很多公司破产或重新整合,详细数据如图1所示。
图1   2003-2017年日本第三机构的破产和整合数
因此,我国如此众多的PPP项目采用政府参股的方式实施,是否会出现日本第三机构的问题,以及如何避免类似日本第三机构问题的出现,值得认真讨论。本文立足于我国实际,研究PPP项目中政府参股与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信任对这一关系的中介作用,为政府在“合资+合作”这一双重角色下如何提高PPP项目绩效水平提供决策参考。
2.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PPP项目政府参股与项目绩效的关系
在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领域引入PPP模式,对政府方而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减少财政支出,同时还可以将大部分风险转移给社会资本方,如融资风险、利率风险等[2],可以使风险分担更有效率。由于社会资本方的逐利性,引入PPP模式还可以提高项目运作效率并改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政府以股权形式参与PPP项目后,由于股权投资的永久性性质,政府会把自身利益与项目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不会轻易单方违约导致项目失败。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参股会使项目更容易获得融资,加快项目的落地,从而促进PPP项目的成功。
PPP项目的成立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因此政府的适度介入是很有必要的。政府参股一方面是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一方面也是为了扶植项目的发展[3]。目前,我国PPP项目中,政府主要采取项目补贴、减免税费、提供用地等直接方式介入。由于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和资源配置者,政府也更有可能对持股项目实行政策倾斜和给予一定的特殊优惠,政府也可以利用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创造投资项目产品的市场需求或给项目提供融资便利[4]。
然而,从日本第三机构大量破产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联合管理的低效率。国内外也有很多学者研究表明政府的过度干预会降低企业的绩效。毛剑峰等[5]通过分析中国境内上市公司6年的数据发现,政府干预程度越高企业绩效越差,并且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的表现更显著。我国的PPP项目由政府参股后,政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营,并且参股比例越高介入程度越高,由于政府过度参与的低效率,最终将导致PPP项目绩效评价低下。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政府参股与项目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
2.2 PPP项目政府参股与合作方信任的关系
吕冲冲等[6]研究发现强关系下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股权式合作模式,双方专有资产投资高,致力于某一领域或项目的深度合作,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在PPP项目中,公私双方的合作时间大致为15-30年,涉及到项目的全寿命周期。社会资本方作为投资者当然会投入一定的专用资产,而政府的持股比例不超过50%,也会在项目中投入一定的专用资产,比如土地使用权和管理人员。当公私双方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后,会产生“双边锁定”特征的交易关系,因此双方不会轻易解除合作,从而增加彼此间的信任[7]。
当政府参股之后,PPP项目从公私合作变成公私“合资+合作”。在公私双方长期的合作中会出现很多不确定性,由于公私双方目标的不一致,公共部门是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并且获得高水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私营部门则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的收益[8],公私双方的利益冲突会使双方容易发生“机会主义行为”而降低相互之间的信任。此外,在股权合作型PPP项目中,政府同时扮演着股东角色与公权力角色,政府参股越多,越容易采取强势手段管控全局,而社会资本方的话语权逐渐减弱,导致双方的控制权与出资不匹配,也会降低合作双方之间的信任。因此,根据PPP项目的特征以及Pinto等[9]对信任维度的划分,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政府参股与合作方之间的信任存在倒U型关系。
H2a:政府参股与合作方之间的能力信任存在倒U型关系。
H2b:政府参股与合作方之间的诚实信任存在倒U型关系。
H2c:政府参股与合作方之间的直觉信任存在倒U型关系。
2.3 PPP项目合作方信任与项目绩效的关系
PPP项目中的信任主要体现在项目的初始阶段,即在资格预审中政府会考察社会资本方的财务状况、技术能力和项目经验等[10],而社会资本方也会考察政府信用以及政府方是否会在项目运行中单方违约的情形。但也有学者认为持续性信任即公私双方通过交易活动、信息交流等的判断,不断更新心理预期,最终形成动态演化的信任,这种信任在公私合作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11]。本文以这种持续性信任为研究对象,因为在双方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政府方会考虑社会资本方的机会主义倾向,而社会资本方则会担心政府部门违约[7],公私双方之间缺乏信任会导致项目绩效评价低下,甚至会使项目走向失败。
何娟如[13]通过分析PPP项目全寿命周期各阶段合作的影响因素发现合作能力、信任等是增强公私合作的基础[12],合同履行也会受到双方信任的影响。王守清[14]通过分析16个失败PPP项目,发现导致项目失败的风险主要是由未来的不确定性引起的。而信任作为隐性资源,能弥补正式契约的不足,减少不确定性,改善项目管理绩效[15]。一些项目合作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有合作各方的高成本及合作关系的早期破裂[16],信任可以减少机会主义并降低交易成本[7],从而提高PPP项目的绩效。武志伟和陈莹[17]研究表明关系公平性会影响合作双方之间的信任进而影响合作绩效,然而由于公私双方合作的不平等性,即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和资源分配者,在PPP项目中一般占据主导地位并且由其选择社会资本方,因此公私双方之间的信任对合作绩效的影响会更显著。大量研究已经表明信任是影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信任与合作绩效之间是正相关的。
基于以上理论与文献,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合作方之间的信任与项目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H3a:合作方之间的能力信任与项目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H3b:合作方之间的诚实信任与项目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H3c:合作方之间的直觉信任与项目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2.4 信任的中介作用
当前有很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PPP项目中信任与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但大部分研究都是将信任作为自变量进行的。其中李丽[18]以合同柔性为中介研究了信任对项目管理绩效的影响。然而,本文研究将政府参股作为自变量,在PPP项目中,由于政府参股表现在项目的初始成立阶段,公私双方之间的合作期限长达15-30年,项目绩效主要反应在项目后期。信任作为一种潜在的心理状态,合作方会根据信任这种心理做出行为的选择,且在过程中没有监视或控制对方行为的发生,这会对后续合作以及合作效果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假设政府参股与项目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参股与信任存在倒U型关系,信任与项目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所以公私双方之间的信任在政府参股与项目绩效中起着一定中介作用。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信任在政府参股与项目绩效间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
H4a:能力信任在政府参股与项目绩效间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
H4b:诚实信任在政府参股与项目绩效间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
H4c:直觉信任在政府参股与项目绩效间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信任为中介,研究政府参股与项目绩效的关系,并提出政府参股、信任与项目绩效的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
3.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3.1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择已确定政府参股比例并已经完成资格预审的PPP项目为样本采集对象。主要原因在于本文研究的主要变量为政府参股,为了保证研究的有效性,应保证政府参股比例不能变动。此外,在资格预审完成后,合作双方开始建立信任。为了保证数据收集的有效性,问卷发放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方式:本研究团队通过若干位从事PPP咨询的相关人员向他们参与过的项目中的政府方人员及社会资本方人员发放问卷;由本研究团队中曾经参与过或调研过PPP项目的人员向项目的参与人发放问卷。本次调查共收回252份,有效问卷218份,有效率为72.67%。
统计问卷受访者的基本信息,81.19%的受访者从事PPP项目具有3年以下的实践经验,而参与BOT项目的受访者高达91.28%,31.19%的项目政府股权出资的到位及时,56.42%的项目政府股权出资的到位比较及时。本次调查的项目主要包括陕西、湖南、浙江、云南、甘肃等15个省市地区,且受访者对所参与的PPP项目了解程度较高,保证了本次问卷收集数据的广泛性和有效性。
3.2测量量表的确定
研究采用关键要素描述变量,在参考文献和已有问卷的基础上,研究团队进行讨论并决定最终题项。在变量政府参股中,将政府持股比例分为1%-10%、11%-20%、21%-30%、31%-40%以及41-49%(因为政策规定政府持股比例不得达到或超过50%。),依次赋值为1-5,此外,剔除政府未参股项目。在变量信任中,依据PPP项目的特点并借鉴了Pinto等[9]开发的基于能力、诚实和直觉三个维度的信任量表,以此来反映公私双方之间的信任。目前对PPP项目绩效评价的研究较多,关于绩效评价体系的建立也相对比较完善,主要参考王超[19]、袁竞峰[20]和Goran等[8]从关键绩效指标(KPI)来评价项目绩效的指标,具体题项如表1所示。除政府参股需要受访者定量评价外,其他题项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打分法收集数据:“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以及“完全同意”,依次赋值1-5分。
3.3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运用SPSS22.0对量表中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主要通过各变量Cronbach’sα系数进行信度检验,当α>0.7时,该信度可接受。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测量量表的效度水平,对问卷数据进行KMO测度和Barlett球形检验,当KMO值大于0.5时,该效度可接受。选取主成分-直交旋转-最大变异法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发现信任3个主成分的总方差解释率高达70.327%,大于60%,因此适合分为3个维度,且效度较好。从项目绩效量表的4个测量题项中抽取1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这个因素解释了总体变异的62.266%,也大于60%。每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均高于0.5,说明各题项均能较好解释变量。问卷数据信度、效度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问卷数据信度、效度分析
变量 维度 题项 α KMO 因子载荷
信任 能力 我方认为对方有能力通过合作在项目中取得预期的成果
0.735
0.850 0.748
0.792
我方认为对方在合作中是专业的 0.828
我方认为对方承接过类似项目,具有相关管理经验 0.771
诚实 我方认为对方在项目的整个周期内都会关心我方的利益,不会轻易让我方的利益受损 0.853 0.888
我方认为对方会在整个项目中遵守承诺 0.858
我方认为对方非常诚实可靠 0.857
直觉 我方认为对方信用水平较高 0.748 0.771
我方认为对方在与我方的协商中是诚恳、可信的 0.807
我方认为对方在未来会考虑其决策和行为对我方可能产生的影响 0.840
项目
绩效 该项目较好地完成了工期、质量和成本指标 0.796 0.786 0.748
该项目的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降低 0.828
该项目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水平有所提高 0.802
与采用传统建设模式比较,政府方的财政支出明显减少 0.776
 


4.实证分析
4.1假设检验
4.1.1政府参股、信任及三个维度与项目绩效的关系检验
    模型1以政府参股和政府参股的平方为自变量,模型2以信任为自变量,模型3以信任的三个维度为自变量,因变量均是项目绩效。
表2  政府参股比例、信任及各维度与项目绩效关系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项目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常量 0.988***
(6.890) 0.284***
(1.326) 0.187***
(0.902)
政府参股比例 2.030***
(17.723)
政府参股比例的平方 -0.339***
(-17.397)
信任 0.926***
(14.697)
能力信任 0.491***
(10.692)
诚实信任 0.197***
(4.833)
直觉信任 0.261***
(5.711)
R2 0.594 0.500 0.543
调整后的R2 0.590 0.498 0.537
F 157.049*** 216.008*** 84.761***
注:***表示显著性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下同)。
 
图3  政府参股与项目绩效的倒U型关系图
从表2的结果表可知,模型1自变量整体能解释总变异量的59%,F值为157.049,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回归模型拟合优度较好。自变量政府参股比例对因变量项目绩效的回归系数为2.030,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政府参股比例的平方项对因变量项目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339,也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参股比例与项目绩效之间存在二次函数关系,且模型的二次项系数为负数,一次项系数为正数,说明二次函数开口向下,存在最高点,因此可判断政府参股比例与项目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假设H1成立。模型2和模型3中自变量信任及三个维度对项目绩效的回归系数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信任及其三个维度对项目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3、H3a、H3b、H3c均成立。
通过二次函数Y=-0.339X2+2.030X+0.988和图3可知,当X=3时Y会取得最大值4。在区间[1,3]之间,项目绩效随着政府参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在区间(3,5]之间,项目绩效随着政府参股的增加而降低。因此,以X=3为分界点,将样本分成两个阶段数据进行后续检验。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阶段数据的项目绩效,T统计量为1.248,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大于0.05,说明两组数据的项目绩效不存在显著差异,即倒U型曲线以X=3为对称轴,左右两侧大体上是对称分布的。
4.1.2政府参股与信任及三个维度的关系检验
表3  政府参股与信任及各维度关系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第一阶段数据{XÎ[1,3]} 第二阶段数据{XÎ(4,5]}
信任 能力信任 诚实信任 直觉信任 信任 能力信任 诚实信任 直觉信任
常量 2.455***
(24.732) 2.574***
(17.975) 2.314***
(13.714) 2.477***
(15.427) 5.063***
(12.357) 5.992***
(13.421) 4.766***
(6.301) 4.431***
(6.836)
政府参股比例 0.507***
(10.132) 0.505***
(6.997) 0.623***
(7.332) 0.392***
(4.846) -0.407***
(-4.289) -0.593***
(-3.695) -0.292
(-1.667) -0.336*
(-2.239)
R2 0.434 0.268 0.286 0.149 0.187 0.146 0.034 0.059
调整后的R2 0.430 0.262 0.281 0.143 0.177 0.135 0.021 0.047
F 102.663*** 48.964*** 53.759*** 23.484*** 18.394*** 13.652*** 2.779 5.013*
注:表中各变量和常量后的各项目,括号外的数值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β,括号内的数值为该系数的t统计值(下同)。
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在政府参股比例小于等于3的区间内,自变量政府参股比例对因变量信任及信任的三个维度能力信任、诚实信任和直觉信任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参股比例对信任及信任的三个维度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政府参股比例大于3的区间内,自变量政府参股比例对因变量信任的回归系数为-0.407,也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参股比例对信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信任的两个维度能力信任和直觉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在0.001的水平和0.05的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数,说明政府参股比例对信任的两个维度能力信任和直觉信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诚实信任的回归系数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大于0.05,说明政府参股比例对诚实信任不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假设H2、H2a、H2c成立而H2b不成立。
4.1.3信任对政府参股比例与项目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检验
以政府参股比例为自变量,以信任及三个维度为中介变量,以项目绩效为因变量进行中介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信任及三个维度对政府参股与项目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第一阶段数据{XÎ[1,3]} 第二阶段数据{XÎ(4,5]}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常量 0.641***
(3.611) 1.031***
(7.243) 1.513***
(11.296) 1.524***
(10.462) 5.750***
(8.540) 5.828***
(11.155) 7.605***
(14.996) 6.678***
(13.148)
政府参股比例 0.590***
(11.717) 0.679***
(14.967) 0.747***
(14.501) 0.789***
(16.527) -0.811***
(-7.993) -0.788***
(-8.375) -0.955***
(-9.778) -0.888***
(-9.219)
信任 0.504***
(7.694) 0.320**
(2.975)
能力信任 0.329***
(7.064) 0.258***
(4.250)
诚实信任 0.157**
(3.556) -0.049
(-0.799)
直觉信任 0.142**
(3.026) 0.157*
(2.249)
R2 0.807 0.797 0.746 0.739 0.592 0.631 0.550 0.574
调整后的R2 0.804 0.794 0.742 0.735 0.582 0.622 0.539 0.563
F 278.374*** 261.686*** 194.843*** 188.574*** 57.374*** 67.534*** 48.318*** 53.193***
注:以上8个模型的因变量均为项目绩效。
从模型4、模型8的结果可知,模型自变量政府参股比例对因变量项目绩效的回归系数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中介变量信任对因变量项目绩效的回归系数也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政府参股比例小于等于3的区间内和大于3的区间内,信任对政府参股比例与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4成立。
模型5、模型6和模型10中自变量政府参股比例对因变量项目绩效的回归系数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三个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也分别在0.001和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政府参股比例小于等于3的区间内,信任的三个维度也均对政府参股比例与项目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模型9和模型11中自变量政府参股比例对因变量项目绩效的回归系数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在0.001和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政府参股比例大于3的区间内,信任的两个维度能力信任、直觉信任均对政府参股比例与项目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从模型7的结果可知,诚实信任对政府参股比例与项目绩效的关系不具有中介作用,假设H4a、H4c成立而H4b不成立。
4.2结果分析
4.2.1PPP项目政府参股与项目绩效的关系
从假设检验结果来看,假设1政府参股对项目绩效的作用成左高又低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果表明,政府参股比例在1%-29%时,随着政府参股比例的增加对项目绩效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在政府参股比例在30%-49%时,政府参股比例的增加会降低项目绩效,当政府参股比例为20%-29%时项目绩效达到最优状态。我国的PPP项目由政府参股后,政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营,虽然政府可能会对参股项目提供一定的政策优惠,会给参股项目带来一定的融资便利,从而一定程度上提高项目绩效。但由于政府过度参与的低效率,以及社会资本方积极性的降低,最终将导致PPP项目绩效评价低下。
4.2.2 PPP项目政府参股与合作方信任的关系
    由假设2可以看出,政府参股对合作方的信任、能力信任和直觉信任的倒U型作用都是显著的。这一结果显示,由于政府参股的比例是在项目开始时合同就规定好的,所以随着政府参股比例的增加,政府方对社会资本方的信任越大,主要体现在对社会资本方的能力信任以及直觉信任。另一方面,对社会资本方而言,政府参股比例越大,说明政府的专用资产投资越大,当政府参股后,该项目由于政府单方面违约的风险就会相对减小,从而会增加社会资本方对政府方的能力信任以及直觉信任。然而当政府参股过多时,说明政府对社会资本方的不信任,政府认为参股更多才能促使项目的成功,而社会资本方认为政府过多的参股会影响自己的控制权和利益,从而会降低对政府方的信任。在政府参股1%-29%时,政府参股对合作方诚实信任具有促进作用,在合作中双方不会损害对方的利益,而在政府参股30%-49%时负向作用不显著性,说明双方都希望通过合作实现共赢。
4.2.3PPP项目合作方信任驱动项目绩效的提高
    从假设3可以看出,PPP项目中政府与社会资本方之间的信任对项目绩效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能力信任对项目绩效的促进作用最强,回归系数达到0.491。诚实信任和直觉信任对项目绩效的提高也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197和0.261。这一结果显示,正是由于信任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存在,使得公私双方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对合作伙伴的能力更加肯定,也更愿意考虑对方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双方在沟通过程中的分歧就会减少,交易成本也会降低,从而促进项目绩效的提高。另一方面,当社会资本方对政府的信任增加时,社会资本方发生利己行为的风险就会降低,政府就会减少监管成本,双方的冲突也会减少进而提高项目绩效;当政府方对社会资本方的信任增加时,政府信用风险和计划变更风险就会降低,也会促进项目的成功。
5.结论与讨论
我国现阶段越来越多的PPP项目由政府参股,有必要研究政府参股对项目绩效的影响作用。因此,笔者以信任为中介变量,设计量表并实证研究政府参股对项目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参股与项目绩效之间成左高右低的倒U型关系,当政府参股比例为20%-29%时,项目绩效最优。政府适度参股能够驱动合作双方信任的建立,对项目绩效提高具有积极作用。而参股过多会使合作双方之间信任程度降低进而降低项目绩效。这一结果丰富了目前我国对PPP项目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对PPP项目中政府参股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但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只考虑到信任一个中介变量,未来可以引入其他中介变量进行深入研究。此外,笔者应在以后对项目绩效的研究中更加关注政府与社会资本方股权结构及项目资本结构的影响。
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日本由公私合作经营的第三机构大量破产,而我国政府参股的PPP项目却可以加快落地。但由本文结论可以看出政府适度参股可以提高项目绩效而参股过多反而会降低项目绩效,从政府参股58%的“鸟巢”项目PPP模式的失败以及目前我国大多数PPP项目政府参股1%-10%的实际情况中也可以印证这一结论。但通过信任的中介作用,政府参股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项目绩效,因此,为了提高PPP项目绩效,我国可以从制度方面,去解决、规范政府参股中存在的问题,也应进一步利用加强与合作方之间的信任来提高项目绩效。在政策指导中应进一步减少政府参股49%的限制,进而减小政府在项目中的控制权,由社会资本方来主导PPP项目全寿命周期的建设、运营以及维护等,政府在参与过程中应主要履行监督责任,一方面可以避免政府过多参与的低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调动社会资本方的积极性,从而提高PPP项目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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