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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列宁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以《怎么办?》文本分析为基础
作者:biyeessay    发布于:2021-02-12 19:52:44    文字:【】【】【
摘要:增强话语权与提升话语的表达能力、创新能力、传播能力密切相关。列宁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列宁关于“术语创造”思想、“理论斗争”思想、“向人们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思想、“到一切阶级中进行宣传”思想以及“革命报刊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脚手架’”思想等,对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所提出的“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开展“舆论斗争”、“讲好中国故事”、“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的同心圆”和“过好互联网这一关”等任务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列宁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以《怎么办?》文本分析为基础


摘要:增强话语权与提升话语的表达能力、创新能力、传播能力密切相关。列宁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列宁关于“术语创造”思想、“理论斗争”思想、“向人们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思想、“到一切阶级中进行宣传”思想以及“革命报刊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脚手架’”思想等,对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所提出的“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开展“舆论斗争”、“讲好中国故事”、“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的同心圆”和“过好互联网这一关”等任务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意识形态;话语权;方法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 A821   文献标识码 A
On Lenin thoughts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Based on the text analysis of “What should I do?”
Zhao xiangbin, li xiaoyan
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discourse power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bility to express discourse, inno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long-term revolutionary practice, Lenin formed a rich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What should I do?” not only embodies Lenin's thought of party building, but also contains a rich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thought, which has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Lenin attached importance to advancing work by creating new terms, and emphasized the theoretical struggle against wrong thinking. At the same time, Lenin thought it was important that the proletarian party should explain to people the worl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roletarian liberation struggle, and should propaganda the policy of party to all people. In addition, Lenin put forward a famous assertion that the revolutionary newspaper is the scaffolding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building. These thoughts of Lenin enriched the Marxist's system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Today, we should actively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Lenin’s though of the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We should create new concepts, new categories and new expressions that can be widely recognized, struggle against wrong ideological trend actively, apply the basic idea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tell the Chinese story, unite the people to work together by forming the consensus. Furthermore, we should build mainstream online media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Internet.
Key words: Ideology; Discourse Power;Methodological Meaning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以及传播媒介和方式的重大变化,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前所未有的增加,“话语权”问题在此背景下也变得尤为突出。话语权,一般是指特定主体运用一定符号系统和媒介向受众传播特定意义,进行思想和行为引导的能力和机制。话语权不单纯是一种权力或权利,从实践角度看,它主要体现为一种能力,没有一定的能力支撑,“权力”或“权利”都难以实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话语权与话语表达能力、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有密切的关系。列宁虽没有明确提出“话语权”这个概念,但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术语创新与理论斗争的策略、无产阶级政党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无产阶级政党宣传思想工作方法等进行了大量分析和探索,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思想事实上都与今天所讨论的话语权具有紧密的联系。《怎么办?》一书集中体现了列宁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进一步总结和发扬这些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列宁“术语创造”思想与当代“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列宁十分重视术语创造活动,在《怎么办?》中他对“手工业方式”这个术语的改造以及有关“约翰•巴尔霍思修正版”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他的“术语创造”思想。“手工业方式”本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术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手工业方式”这个术语来指称手工业者按照一定的操作程序独立完成整个商品制造的生产方式。列宁在《怎么办?》则赋予了“手工业方式”新的内涵,并将其改造为一个政治学术语。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受经济派影响,在工作中忽视对群众运动的集中统一领导,“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根本没有一个较为长期而有步骤的活动计划”[1]383。列宁批评经济派的工作方式就是一种“手工业方式”的工作方式,它忽视革命工作各个部分的相互协作,缺乏长期而有步骤的工作计划,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列宁指出,“手工业方式”是手工业者习惯于单打独斗的思维方式在革命斗争中的体现,它已经远远落后于革命形势的要求,是当时革命的“主要病症”,必须通过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来克服。在这里,列宁对“手工业方式”这个概念的创造性改造,既在理论上揭示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意义,又以自己的术语创造实践揭示出“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这种“术语创新”的重要方法。列宁不仅将“手工业方式”这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术语转换为一个政治学术语,而且赋予了其新内涵,实现了对“手工业方式”这个术语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术语创新提供了重要方法。虽然,列宁重视通过术语创造,但是,他明确反对那种为追求新、奇,反而把问题复杂化的所谓术语创新活动。在《怎么办?》中列宁就批评罗蒙诺索夫自创一些新的“更严格更深奥的术语”,比如创造出“鼓动员”这个概念,并以此与“宣传员”相区别。他认为,这不仅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反而把概念搞得含混不清,是“约翰•巴尔霍思修正版”,也就是把东西改坏的那种“修正”。列宁批评罗蒙诺索夫“发明了”些“糊涂观念”,并指出“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应当坚决抛弃晦涩难懂的术语和外来的字眼”。[2]274-275
列宁既积极通过术语创造开展理论工作,又坚决反对那种“发明糊涂观念、生造晦涩难懂的术语”的所谓术语创新。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也必须坚持正确的话语创新观。一方面,必须重视话语创新,“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3]85随着时代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正发生深刻变化,由此也带来语言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一些旧概念、范畴和话语的时代局限性不断显现出来,对社会现实的阐释能力、对人们的说服力和吸引力都出现一定程度的衰减,甚至出现伽达默尔所提出的“合法性偏见”,对人们认识活动产生“遮蔽”。恩斯特•卡西尔说:“语言所设定的界限、语言所构成的牢房,又恰恰只有语言本身才能打破它,而且必然总是被语言本身所打破……。”[4]22在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过程中,要善于进行话语创新,通过“术语革命”来打破旧话语承载的旧思想,为新的思想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盲目、片面的话语创新。创新话语要有助于把问题阐释得更清晰,有助于宣传思想工作顺利开展,不能为追求新、奇,发明一些让群众无法理解、甚至扰乱人们思想的所谓“更严格更深奥的术语”,成为列宁所批评的“约翰•巴尔霍思修正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绝不能以“创新”之名抛弃根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根本,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话语永远“在场”。同时,话语创新也不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个文化根脉。爱德华•霍尔说:“生物体感知到的信息受到四种因素的影响:地位、活动、背景(setting)和经验。但是对人而言,必须加上另一个关键的要素:文化。”[5]90中华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情感、价值和共同的理想、精神。[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应立足中华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塑造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只有这样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才能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二、列宁“理论斗争”思想与当代“舆论斗争”
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提出了“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强调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进行坚决的“理论斗争”。他说:“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像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1]312-313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斗争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其目的是论证和传播某种意识形态,并由此为实现某种政治和经济利益奠定思想基础、创造主观条件。正如迈克尔•欧克肖特所说,一种意识形态给人提供一种解释政治形势的视角和方法。[7]65一旦接受某种意识形态理论,它就会影响人们对现实政治生活的认识。换言之,一旦错误意识形态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重要地位,就会对人们的政治观念和行为产生误导。正因为如此,列宁强调必须对错误观点进行彻底、及时地批判。从俄国当时的革命形势来看,俄国社会民主党由于缺乏对“理论斗争”意义的认识,被所谓“批评自由”的观点所迷惑,因此对党内错误观点麻痹大意,这导致党内思想混乱,革命运动也因此转向了错误的方向。有鉴于此,列宁深刻揭露了所谓“批评自由”的实质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他说:“臭名远扬的批评自由,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1]311列宁要求广大党员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反对所谓的“批评自由”,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路线展开毫不妥协的理论斗争。面对各种错误思想,如何进行有效的理论斗争,列宁强调要善于揭示各种错误思想体系中的“口号”、“术语”、“词句”的实质。他强调,工人阶级“就应当善于辨别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饰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种种诡辩”[1]355。工人阶级不能被所谓“新东西”所迷惑,要看出其旧的思想实质,透过各个阶级的“流行词句”和“种种诡辩”发现其真正的“心意”。他告诫工人阶级,有些漂亮话,“听起来‘极端’深奥、‘极端’革命”[1]347,其实却掩盖着将革命引入歧途的用意,比如当时经济派提出的“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实质体现了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工联主义的政治意图。列宁要求广大党员和理论工作者必须在理论上保持清醒,善于戳穿各种错误“术语”、“词句”的“漂亮”假象。
列宁“理论斗争”思想的重要启示是,只有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坚决地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舆论斗争,才能在当前复杂的舆论背景下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一方面,要及时、深入地分析各种错误思潮的理论本质,全面揭露其“漂亮”话语背后的政治意图,正如列宁所强调的,“如果我们不从头讲起,那我们就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必须作一次尝试,……,来就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的一切根本之点,……作系统的‘说明’。”[1]292对一种社会思潮或一种思想体系进行批判,要从其“根本点”出发,对其理论本质进行深刻剖析。如果仅仅批判它们一些具体的观点,不能完全揭露其政治实质,则不容易让群众看透这些观点的本质错误。比如,对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的批判就必须揭露其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实质以及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击中其要害,暴露其本质,从而教育群众。另一方面,理论宣传工作者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增强勇于进行理论斗争的意志和品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理论宣传工作者要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8]427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当前我国舆论场更加复杂,形成了国际国内、线上线下等多种舆论传播形态,各种错误言论和思想借助多种媒体渠道,变幻各种形态对群众进行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与错误思想的舆论斗争任务更加艰巨。理论宣传工作如果在各种错误言论面前“失语”,不能对混杂在各种舆论中的错误思想进行有效地揭露和批判,实质就等于放弃话语权;只有在舆论斗争敢于“亮剑”,勇于戳穿各种错误思潮的“漂亮话”,充分揭露其实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才能得到巩固。
三、列宁“向人们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思想与当代“讲好中国故事”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不仅是一句政治号召,而且指明了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根本道路。无产阶级“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9]460无产阶级的解放建立在无产阶级广泛联合的基础上。这种广泛联合需要无产阶级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重视应用整体视角和历史视角来审视自己的解放道路。正因为如此,列宁非常重视对无产阶级进行世界形势教育和历史教育,他认为如果无产阶级视野狭窄,缺乏世界眼光,不了解历史大势,就不可能把握住革命的走向,就难以承担起革命的历史重任。在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对无产阶级进行这方面教育是十分薄弱的。列宁在《怎么办?》中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对于革命运动史、我国政府对内对外政策问题、俄国和欧洲的经济演进问题以及现代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地位等等问题,极少作报告和举行座谈;至于有系统地取得并扩大同社会上其他阶级的联系的问题,谁也不去考虑。”[1]364列宁认为对工人进行“革命史”、“形势与政策”、“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统一战线”等内容的教育,才能开阔工人的视野,使他们能够从整体上、在大的历史进程中去认识当前的运动。所以列宁强调,要善于把组织革命活动与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信念联系起来,注重“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1]364-365列宁在这里事实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注重从整体上、从历史发展进程中把握世界和阐释世界的方法论。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要重视应用这一方法来展开针对性更强、说服力更强的当代叙事,“讲好中国故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传入我国,它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后现代主义打着“拒斥宏达叙事”的旗帜,对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擅长的整体性、历史性的叙事逻辑进行解构,宣扬相对主义、反本质主义,否定绝对真理,否定规律的必然性。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将人们的思想认识碎片化、紊乱化。要有效应对后现代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必须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列宁所强调的从整体上、从历史发展进程中把握世界和阐释世界的方法论,对广大群众进行及时的形势教育和全面的历史教育。面对各种错误思潮的冲击,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要对广大群众进行“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来要变成一个什么样国家”教育。[10]306“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强调的是加强对“历史与现实”的教育,“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强调的是加强对“未来形势发展”的教育。有了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正确把握,就能坚定自己的路,不为各种风险所惑。在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思想方法,强调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我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的特点,讲清楚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11]155-156强调要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12]378“四个讲清楚”和“四个正确认识”充分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和列宁所强调的基本方法,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叙事内在逻辑和重要指针,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基础,也是广大群众“理解好中国故事”的思想基础。
四、列宁“到一切阶级中进行宣传”思想与当代“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的同心圆”
列宁高度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强调在革命胜利前和革命胜利后,党都必须正确大量的同盟者,即使“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13]180如何才能获取大量的同盟者?首要的工作是“到一切阶级中进行宣传”,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争取各阶层中同情革命的力量。为此,在《怎么办?》中列宁指出:“我们也应当善于把居民一切阶级中那些即使只愿意听民主主义者讲话的人召集起来开会。”[1]367列宁认为,虽然那些只具有民主主义革命意识的群众不一定能理解党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但是,党也应该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只有这样,党的社会基础才能扩大,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才能提高。因此,“到一切阶级中进行宣传”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增强党的话语权的重要方式。要做好对“一切阶级”的宣传工作,必须要注重工作方式。列宁认为,理论工作者应该亲自参加政治运动,获取运动的第一资料来增加“号召”的具体性,缺乏对事实的具体了解,要有针对性地做好不同方面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就很困难。所以列宁指出:“号召,不是说一般号召,而是说具体号召”。[1]356同时,列宁也强调,理论工作者还要用群众易懂的生动的话语和事例来进行政治动员。他指出,知识分子“不要仅以专著、小册子和文章为限(……),而一定要把目前我国政府和我国统治阶级在实际生活各方面的所作所为都生动地揭露出来。”[1]359换言之,理论工作者既需要广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形成“具体”的宣传话语,也需要注重话语传播中的具体技巧,创造“生动”的宣传形式,进行有效宣传引导。
随着我国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要凝聚其全社会力量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进一步巩固好共同思想基础,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的同心圆”。[14]39-40要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就离不开“到一切阶级中进行宣传”,特别是对新的社会阶层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这就需要把列宁所强调的“具体”内容与“生动”形式有机统一起来。从具体内容上看,当前应将治国理政的战略问题、广大群众关注的现实问题、国内外发生的热点问题,进行全面准确及时地宣传解读,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困惑给予及时地疏导和解释。此外,还要主动“设置议题”,通过议题设置来引导人们的思想认识和舆论走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让我们设置的议题成为引导社会舆论的话题,而不是被社会舆论牵着鼻子走。”[8]428善于设置议题,就是要善于提出问题。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决定思考的方向。正确的问题有助于理清思绪,为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提供帮助。议题从何而来?有价值的议题反映的是“思想认识的共同点、情感交流的共鸣点、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化解矛盾的切入点”。[8]432只要找准了上述四点,就能形成一个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正确议题,进而积极主动的引导舆论走向,为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从形式上看,由于不同人群对信息的需要和接受方式各有不同,“一套话语满足不了所有人,一个腔调难以唱遍天下。”[8]428因此,应积极探索多样化的话语传播形式、载体,根据不同受众的特点采用分众化、差异化的话语传播策略,形成多层次、多声部的主流舆论矩阵,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覆盖面和实效性。
五、列宁“革命报刊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脚手架’”思想与当代“过好互联网这一关”
1901年,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斗争形势,列宁认识到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他批评《工人思想报》、《工人事业》只强调群众运动的自发性,而忽视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领导作用,明确提出革命报刊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脚手架”这一思想。他说:“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而俄国在这一点上无疑也是应当归入现代欧洲的。”[1]372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创办出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革命报刊,如果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国性报纸,革命者要向群众宣传革命形势,进行统一的政治鼓动工作就很难实现。通过创办和发行共同的报纸,就能有效的将不同方面、不同地域的工人群众以及其他同情革命的阶层密切联系起来,“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1]454列宁深刻分析了革命报刊在发动群众、锻炼队伍、组织起义中的关键意义。列宁的思想在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启发了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他说,“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15]59葛兰西所强调的“领导权”是一种文化上的领导权。他不仅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可以通过“文化阵地战”来夺取政权,而且强调应该在夺取政权后,仍必须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
从列宁提出革命报刊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脚手架”到葛兰西继承列宁的思想提出开展“文化阵地战”,掌握“文化领导权”。这些思想事实上都表明,“媒体建设”在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具有重要作用,是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必须高度重视。没有自己的话语平台,话语权就无法得到保障,已有的话语权也可能旁落或丧失。换言之,掌握革命媒体,才能掌握“文化领导权”,才能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当前,随着新媒体迅速发展,线上传播与线下传播交织,虚拟环境与现实环境交错,舆论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这对宣传思想工作以及媒体建设与管理工作都提出了新的挑战。能不能有效应对这一新挑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能否顺利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8]421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过好互联网关,宣传思想工作需要“守正创新”。一方面,要继承无产阶级必须重视“媒体建设”的传统,积极参与新媒体建设,“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8]430,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媒体建设的新方式。当前网络舆论的复杂性、敏感性、多变性等特征日趋明显,质疑一切、批评一切的不理性甚至错误的声音时常在网上传播,偏激片面的情绪经常在网上蔓延扩散。新型主流媒体应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积极传播“正能量”,敢于和善于批评各种错误观点,对网络舆论正本清源,给广大人民群众“向上向善”的引导。要有效发挥“舆论导向”作用,新型主流媒体也需不断提升自身公信力。公信力不强,批评和引导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新闻媒体要直面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和阴暗面,激浊扬清,针砭时弊。”[8]426坚持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相统一,正确对待批评、引导批评和回应批评。另一方面,应积极探索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规律,恰当应用网络空间的话语创造逻辑和方式,构建适合新传播方式的宣传思想工作话语体系。传统宣传思想工作话语体系中存在着大量的“文件话语”、“理论话语”,而网民之间交流所使用的话语经常是反映日常生活内容并由他们自创的网络话语。因此,要注重将“文件话语”、“理论话语”通俗化、大众化、网络化,转换成适合互联网传播的话语样态,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实效。
面对当今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舆论格局西强东弱的历史局面,只有重视“中国话语”建设,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培育话语优势,创新话语传播方式,才能捍卫自己的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列宁关于术语创新、理论斗争、宣传策略、媒体建设等方面的思想,无疑对推进上述工作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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